港珠澳大桥预计将在今年7月1日前正式通车。视觉中国供图

2017年12月24日上午9时39分许，蓝白涂装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从珠海金湾机场启动，滑行，一飞冲天。十年磨砺，运20、C919、AG600，中国大飞机“三兄弟”终于蓝天聚首。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体制改革与创新体系建设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重点任务“施工图”。

这幅图纸占了大半面墙，上面列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143项到2020年需要完成的科技体制改革任务，并通过插旗标注的形式随时更新进展动态。2017年，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视察科技部时，都曾在这张图前驻足，听取改革督战情况的汇报。目前，143项任务中有102项插上了红旗，表示已出台改革文件并在推进落实。其余有待实施和正在研究制定改革措施的项目则插着绿旗。

近几年，随着红旗一步步漫卷科改“施工图”，一线科研人员感到“科研环境改善了不少”。在科技人员的努力下，无论是从基础研究的论文产出、人们日常生活的科技含量，还是从重大前沿科技成果产出考量，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绩都令人振奋。

国家最新的科技统计数据表明，2012～2016年，我国基础研究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大幅度增长。其间，中国SCI论文数量增长了约67%，SCI论文的世界份额也上升至世界第二位。

即使是不熟悉学术论文的人，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在享受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带来便利的同时，体会到了生活中的科技含量。

此外，2017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2018年新年贺词中说的，“慧眼”卫星遨游太空，C919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海水稻进行测产，首艘国产航母下水，“海翼”号深海滑翔机完成深海观测，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正式开港，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

在众多科技创新成果的支撑下，我国科技发展实现了由原来的跟跑为主，向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且并跑、领跑日益增多转变，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第20位升至2017年的第17位。

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2017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预计达1.76万亿元，比2012年的1万多亿元增长68%，占国内生产总值达2.15%，投入强度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有人将过去5年称为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黄金五年”。

那么，中国科技实力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下一步，我国的科技发展有何重要部署？2018年新年伊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进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寻找答案。

“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认为，“改革”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实力增长的原动力。

5年多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体制改革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改革政策密度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不但负责拟订科技和创新政策、法律法规草案和规章等工作，还承担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5+2”“白加黑”是常事。

贺德方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采访时说：“我们的工作节奏比较快，工作责任也很大。比如体改处，别看办公室只有3个人，他们牵头协调着近40个部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工作。”

按照中央改革办要求，科技部牵头制定并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有近40个中央、国务院部门参与其中。在科技部挂图督战、插旗标注的143项改革任务中，主要由科技部牵头的任务只占三分之一左右。任务涉及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例如旨在吸引外籍创新人才来华创新创业的外国人永久居留（即中国“绿卡”）政策，是由公安部等部门牵头负责；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则由最高法院牵头承担。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成为科技体制改革鲜明特征。

“现阶段，大家都已经清晰地看到科技对各领域发展的支撑作用。”贺德方表示，随着科技创新渗透性、扩散性的增强、改革的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范围已经从科研小领域拓展到了社会经济大领域，改革的重点从研发环节延伸至创新全链条，受益面也从科技人员群体扩大到了社会大众。

自2015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发布以来，一系列重大科改举措陆续出台实施。

首先，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推进管理方式改革，项目聚焦瘦身、压缩管理层级、提高组织效率，促进了C919大型客机、“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芯片、4G移动通信网络等重大科技成果产出。

其次，为激发企业这个重要创新主体的活力，建立了覆盖科技创新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政策体系，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提供了普惠性的支持，为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企业创新加注了动力。

以为种子期企业提供孵化服务为例，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已经建成4298家众创空间、3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余家企业加速器，开展了41个科技创新孵化链条试点，形成从创意到产品生产全程服务的生态体系。2017年，这些机构服务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近50万家，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过930亿元，带动就业岗位200万个。

2016年，适用于各类别、各发展阶段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惠及近8万家企业，减免税额近10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达10.4万家，享受减免税额超过1400亿元。仅此两项政策减免税额之和相当于当年中央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的2/3。

第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的布局建设及政策先行先试力度进一步加大。据科技部统计，目前，全国自创区和高新区数量分别为17个和156个，2016年年底，“两区”企业R&D投入占全国企业R&D投入比例超过44.3％，新产品收入占比超过全国三分之一，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倍。

手握这些详细的统计数字，贺德方信心十足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改革是中国科技实力增长的原动力。”

而改革的关键，则在于“人”。

“激发人的积极性是改革的灵魂”

“人是创新最核心的要素，一切科技活动和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贺德方说，“所以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激发人的积极性。”

本着问题导向的原则，为了解决长期以来科技人员关心且饱受科技界诟病的资源分散重复封闭低效利用问题、战略任务聚焦度不高问题、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科技部在政策制定、推动落实，以及监督执行方面下了大工夫。

首先，针对“九龙治水”的科技资源低效配置和战略任务聚焦分散的问题，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改革在2014年浮出水面。目前，原来分散在40多个部门的100多项科技计划被优化整合为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和基地人才专项计划五大类计划。其中，新设立的重点研发计划实行从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突破到应用示范的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有效提升了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率。

此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也给科研人员开展工作带来了便利，改革在扩大科研单位和人员在科研项目资金管理使用、仪器设备采购、差旅会议、基本建设等自主权方面的处理尤其深入人心。一线科技工作者对此给出了颇为积极的反馈。

中国科学院一位姓李的研究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非常认可科技体制改革后“柔性的管理方式”。

另一位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段先生则用实例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由于经费投入加大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他所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得以购买大型计算机对大气、海洋等地球要素的变化进行预测，如果没有这类设备，想完成此类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相继面世。财税部门还配合出台了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优惠、下放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管理权等配套政策。

此外，得益于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三权”下放给单位，科技人员转化科技成果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更高的积极性。

第三，涉及科技人员切身感受的人员管理制度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松绑”。

例如针对一线科技工作者反映强烈的“出国问题”，建立了有别于党政干部的管理制度，科研人员因公出国开展学术交流不受国家工作人员出国批次限制，不纳入“三公”经费，出国次数、人数、在外天数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自主安排。

贺德方多次强调：“激发人的积极性是改革的灵魂。”

但尽管他和同事们作出了种种努力，在办公室里悬挂的“施工图”上夺下了不少阵地，插了超过70%的红旗，他还是清楚地知道，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仍旧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有些则是亟待拔去的绿旗。

“改革再深入，整装再出发”

如何将制定的政策彻底地落实下去，是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人一直在思考的命题。

“首先，政策要具有可操作性，尽可能细化和具体。其次要加强政策的督查，督查要‘长牙齿’，既能推动担当和问效问责，又能用严格的监管确保科研人员和财政资金‘两安全’。第三条，我们希望各个法人单位要制定严格、合理的内控制度。”

该司同志在调研时发现，政策的“最后一公里”落地问题尤为重要。

比较常见的现象是，由于地域发展水平不均衡等问题，东西部地区在执行同一条政策规定时也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以科技成果转化中“收入全部留归单位”为例，目前尚未完全落实到位，个别西部省份存在将单位的成果转化收入冲抵其本就应该获得的财政拨款的现象，导致该政策没有产生实际激励作用，挫伤了单位的积极性。

同时，他们还了解到，尽管政策层面已经尽可能营造宽松的环境，但有些单位执行起来还是比较保守。《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中对于担任正职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规定“原则上不得获取股权激励”。因此，出现了正职领导“不敢”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对此，贺德方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解读：“获得现金奖励是没有制度障碍的。关于股权激励，政策规定说的是‘原则上不得获取’，特殊情况下经过一定审批程序是可行的，比如合作方以成果完成人接受股权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必备条件时，按干部管理权限经相关机关批准可以持股，这在个别地方已经有先例了。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不论现金还是股权奖励，前提都是这位领导本人必须是完成、转化成果的重要贡献者。”

“支撑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国防和民生的改善”。这些政策制定者经常强调，希望当下大家能够将科技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中思考问题。

对于下一步的科技工作部署，贺德方和该司同志表示，首先是要打通科技创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通道，强化创新对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支撑，“关键在于科技供给”。

据了解，接下来将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出台重大专项成果的产业化促进政策，实施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内的“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将持续加强，并进一步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正在研究降低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政策。

其次，基础研究的制度环境将继续得到改善。

国务院已经印发由科技部牵头制定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对下一阶段改进基础研究管理，强化前瞻性布局，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等进行了全面部署。

为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比例过低的问题，科技部已经开始尝试新型的项目投入模式。例如科技部和广东省正在开展重大科技项目的统一论证，将采取中央财政联合地方财政共同投入的方式组织实施。

第三，科技创新治理机制将得到优化。

据介绍，共商共建共享、统筹协调高效是科技治理改革的目标。这其中，抓紧建立健全科技监督评估体系是他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之一。

针对2017年中国作者的107篇论文被《肿瘤生物学》期刊集中撤稿事件，他们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了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性。

贺德方介绍，6个月里，从他们两个处里发出了100多份指导性、工作性文件，对涉事的497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尽管对于习惯了“挂图督战”的政策综合改革部门来说，“临战状态是常态”，但是经此一役，该团队的战斗力还是受到了洗礼。

据悉，他们正在制定科研诚信方面的指导文件，要将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

党的十九大对科技创新工作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对科技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悬挂的科改“施工图”面前，每个工作人员桌子上的文件都堆积如山。

新的一年中，以红旗换绿旗，拿下更多“硬任务”，他们将“整装再出发”。